本日上午批阅后，与经扶说话，到总部会客，俞樵峰之对付塞责殊为痛心，手书严戒。下午是湖北党委与清乡促进会委员，所见所闻皆败北权要，与幼稚党委，新权要，湖北政治非用严励手段决无起色也，对何雪竹深恨，痛斥其误省也。[1]

时以不得襄助之报酬念，世道日非，人欲横流，欲得一贤能之士为助，若何求之。旧党员多皆败北能干，新党员多卑劣浮嚣，而非党员则接近不易，考查更难。古之山林之贤，今不成复见，而租界反动之流，多地痞之亚者。其在留门生中，大学教授中，职业团体中，昔日权要而未在本党任仕有气概者中，交际界中，其在其中求之乎。[2]

早晨谒陵后，与戴叶慨叹，深谈本党老党员之败北，无私、卖老、害事，如不更张，则必亡国也。决以天下第二次大战之期为标准，于此期前，速行宪政，使百姓共员国政且以百姓之力，促进本党之急进也，否则，以党亡国矣。如欲党国之有进步，非促进此策无其他生路。否则，牺牲数十万之摆设，徒形成一般老党员亡国之职位而已。言之痛心。上午，到党部主席团会议。下午，开正式会议，晚会客。[3]

党员既在百姓中心只占很少数，可是既做了党员，人家如看见你有一种欠好的毛病，行将看成党员像是一个特别阶级，讲得欠好，就是如同军阀一样，再讲欠好一点，就如同乡下劣绅一样。现在一般人看见我们的党员，就是类似一个特别阶级，这是最欠好的一种影响和态度。我们要晓得，特别阶级是没有一小我不厌恶，不排挤的。假如我们党员不晓得这一点，甚至自己以为是一个党员，仍然要给人家看做是特别阶级，而且我们自己也当自己是特别阶级，那就糟了。特别阶级没有不失利，没有能在社会上存在的。[4]

今朝我们党的生气，似乎一天一天在那边低沉了，凡留意党务现状的人，都感受：一，党务工作，似乎没有之前的严重；二，党员行动，似乎没有之前的严厉，这两个缺失……兄弟以为党务工作不严重，党员行动不严厉，最大的缘由，是由于练习不够，而所以致此，第一由于同道们心理上的毛病，他们浑忘了总理“反动的精神，固当用于破坏，尤当用之于扶植”的遗教，一以为现在反动已经成功，反动的目标，也已消失了。当此之时，是反动者吃苦之时，因而奔竞营谋，浪漫颓放，再不为反动来尽力了……假如一个反动的政党，不能进步，便只要落后，同时所谓反动的意义，也一定会损失无余！很多人说，百姓党畴前凶，现在更凶了。何以呢？由于畴前百姓党包揽一切，不准人家来染指，现在则包而不办，构成了一个特别的阶级，这几句话，很显出了百姓党员不能深入公众，并已损失了反动精神的意义。试问这样的党，其工作将何以推动，其生命将何以保持。还不是告朔餼羊，徒劳供美饰吗？[7]

中国百姓党的前身，是同盟会，是中华反动党，何以孙总理把他所带领的反动党的称号改来改去，正由于同盟会和中华反动党在那时的情形，如现在四分五裂的百姓党一样，只要孙总理大无畏的精神，把叛党的份子，一齐根除，自己重新再干，才会有本日的百姓党，我希望党内有同道，能本总理的精神，重新再干一下……要有精锐的党员，当构造强有力的干部。有了干部，那腐蚀恶化的份子，自然会淘汰，那软化悲观化的份子，就会自动的兴起勇气来加入工作。[12]

闽省自隶党治之初，公众视党如天之骄子，视党员如崇高之不成加害，其所以如是者，盖以水深炽热之公众，待援之殷，望治之切，视党军如王师，视主义为圭臬，视口号如信符，党军未至，尝有奚为我后之怼，其信仰之深可知矣。惟时过境迁，打点党务者不能奋发有为，遂流于腐蚀；益以时会所趋，党权不能进步，因而党治渐移为官治，致受贿充溢，民磨尴尬，而负有除暴救民之党部负责同道，在此之时，只以息事宁报酬口禅，虚与委蛇，徒事对付，此民怨沸腾矣。至党员方面，平昔久疏练习，对党看法，本已亏弱，况多不能守身如玉，行动流于恶化，其作奸不法，如嫖也，赌也，雅片也，受贿土劣也，溺者无一不尽其极，执是之故，群众对党之信仰，则日就衰败。此不特曩昔本县如是，即全省群众对党之态度莫不皆然。[16]

实在不但福建如此，全国范围内也大致类似。曾担任南京百姓政府很多重要职位的邵元冲1932年年关在日志里感慨： 党内则份子复杂，虽中枢人计，而群盲盈廷，或则别有感化，或则蒙騃无识，成事不敷，危乱不足，故设备每多颠倒或拂戾民意，而民生疾苦，自治根本盖淡然焉。[17]

本党党务，以干部气力之亏弱，内部家数之分歧，曩昔排挤分化之成果，精神益见颓废。大部党员除为小组之工具，以调换小我好处外，毫无抖擞自觉之精神，于智能上稍求进步。其明显者，若西南一部分党员，与中心始终站于极端否决之职位。而中心自己，亦光怪陆离，不成名状，政策不定，精神散漫，声息欠亨，感情隔膜。[18]

党内大猾小丑，朋比为恶，支离割裂，惟恐元气之不尽，此又明季故辙，现在人云亦云，惟恐不肖者也。[19]

吊儿郎当，人之常情。本党在未获得政权之先，大家言反动，个个皆刻苦，今因居官位，不觉有人腐蚀出错……今我政治上受贿之风，畏难轻易之习太深，一时根除不易，此辈干部皆处置反动多年，不有功亦有劳，既不能如曾国藩之坐湘军练淮军，亦不能如汉高祖之去韩信、萧何之所为，则政治上之苟变势不成能。[21]

目今党内何以不能再政治上起带领感化？党的上层干部，对于主义政策的熟悉，并不完全。由反动到获得政权，思惟和看法上已为之大变，现在大师的看法是现实题目。下级干部在追求权位，下级同道在追求生活。主义、政治、反动，都已忘怀了，消失了！[22]

党政军各级干部多幼稚能干，其间且真有受贿无私为中外人大所侧目，特别是京沪一带，侵占民房，擅捕汉奸，藉此拷作报复，直至受降年余之本日，关于此种不法行动犹在成长，以致怨声载道，外邦讽刺，诚使此心愧怍无地，所部卑劣，促进共匪枭张，社会紊乱之一大缘由。悲痛半有甚於此者，非透澈歼除不成。本日军事交际与团务各类恶象劣聚集一身，忙迫疾苦，以此为甚，手拟禁令电稿整通，更觉疲惫矣。[24]

说到百姓党的受贿，真的三天三夜也讲不完。在抗战时代由于仇敌的出现，情况比力缓和。战后政府机关都在受贿，正如我所说，接收获了“劫”收。党政机构每一层级都受贿。我真的拣不出任何清洁的层级……大都接收职员的低能和受贿，更间接形成了接收工作的紊乱。接收职员，为小我筹算的多，为国家设想的少；藏匿藏匿，折扣报销，贵贱更调，巧取豪夺，层见叠出。成果发家是私人，吃亏是国家。[25]

我们要打破国内外困难，最重要的就是革新政治，改良民生。假如不革新政治，改良民生，专门和各党派对付，保持赃官贪吏，权要主义风格，乃是自掘宅兆。明天的党从上到下，看不出有革新政治的决心，也看不出有改良民生的决心，更看不出有驱逐权要主义的决心，我们看得出的有些人要和各党派讲结合，谈协商，以稳固赃官贪吏的场面，此为协商会议酿成的最大缘由。是以，自今今后，假如党要免于衰亡，最重要的法子，就是要革新政治，改良民生。特别要铲除党内外挟各党各派以自重的，卖党卖国的风格。[27]

共产党为什么有气力？依我看来，就是他在抗战期内可以带动公众，成长游击获得成功。而本党呢？匹敌战完全站在权要主义概念上，把抗战看做是军队工作，疏忽了带动公众，成长游击的工作，即不完全疏忽带动公众，策动游击，但最少是以权要风格来带动公众，策动游击，是以，共产党获得成功，本党没有成功。这样看来，共产党所以有气力，并不是共产党有特此外本事，正是由于本党有弱点而已。明天我们痛定思痛，对于权要主义必须完全清除……只要把权要主义实在清除，完全革新，发扬本党固有的反动民主风格，才有拯救法子。[28]

虽然革新份子的谈吐切中弊端，而且看起来布满反动理想，但现实上，革新活动到后来也成为派系斗争的工具，很多人起头借此活动来冲击异己，扶植气力。出格是其中的CC派成员，将锋芒直指把握大量政治与经济权利的政学系。这使得本以革新百姓党内部痼疾为动身点的政治鼎新活动，到最初变得和百姓党历次政争类似，成为分歧派系之间的好处纷争。主义如此，只沦为借机冲击对手的工具与说辞。[29]

本日本党之主义，魁首之旨意，政府之政策与法令，皆已有明白之社会偏向。然在实行之际，则辄陷于各式土劣之手，因而一切良法好心，无一能真正实行，无一稳定质减量，而归于废纸，此乃因在政治行动时，丢失其社会偏向使然也。故本日必认可社会确有各式之土劣存在，而土劣之根源，在于地盘制度之不公道。任何政策法令必须以大力摧毁土劣之包围，以直达于平民，并实在推行地盘政策，处理地盘题目，乃能立政府之威望，增行政之效能，形成社会之真正气力。凡本日欲操纵所谓士绅以推行政令法令者，若非对社会之熟悉不清，即系含有不成告人之隐之人也……抗战以来，社会风气之坏，社会现象之危险，至本日而已极。此安可不明定政治行动之社会偏向，用大力以赴之，以为根本治理之计乎？[31]

虽本党之政纲政策悉以三民主义为内容，然一切未付实施，如同废纸。此二十年来，除匹敌日为遵守民族主义之行动之外，所谓民权，现实上则为官权绅权与土劣之权。下层农村间接带领群众以致代表民权之份子，悉为土豪劣绅、地痞混混。君子道消，小人性长，善良侧目，门路嗟怨。群众对本党政权之失望，已达极点。此为职在故乡身历其境所得之印象，绝非过火其词。至于民生主义，首重均匀地权，首要之目标在处理地盘题目亦即农民题目，而使耕者有其田。直至本日，不单对此一方针杳不成即，甚至最初步之法子——二五减租，亦碍难实行。而豪强吞并，变本加厉，贫农之疾苦日深，思乱日甚。[36]

记得晚年我念中学之际，在四川崇庆故乡，曾与县城里的首席土豪施德全紧邻而居……想不到多年后，我在采访国大消息时，竟在一处检查会上碰到了代表青年党列席的施师长……事后我得抵家信，说是这位施师长回家以后，还一个劲在县城里为我吹嘘……这位施师长……他身世一个田主家庭，初中结业后先在家里闲居，继在刘湘手下担任采买处长，赚了些钱，便回故乡做起乡绅。青年党这时在四川极为活跃，处处吸收党员，施在地方既饶有家财，复颇具势力，乃为该党吸收，前后出任县清共委员兼捕缉科长，进而升充名列士绅之首的防团局长兼征收主任，在县内擅设关卡，滥收商税路捐。记得我们两家比邻而居之际，便常见他穿着中山装、大摇大摆、奴颜婢膝纵横市上，背后总是随着两、三个腰悬盒子炮的保镳，路报酬策平安，无不退避三舍。

及政府决议召开制宪国大，约请中心及各路民主党派补提国大代表，这位在地方上有财有势的施师长在报效、争取之余，更被青年党遴选为新科国代，穿着一身宽广大大英国毛料裁制的西装进京介入庙堂议事盛会。那天，居然还拿着党部交给他的讲话要点，就地小心翼翼照念如仪。

他原本是个彻彻底底土里土气的土豪劣绅，自从捐班弄了个制宪国代，再打从都城里镀银归来，听说完全变了一小我，昔日的长袍马褂早已封存箱底不说，即使是当团防局长时穿着的中山装也被弃置一旁，成天招摇过市之际，穿上的满是上海徒弟裁制的时兴合身西装。不外穿着西装并不暗示他变得“文化”，在县里，他越发的尽情横行，枪杀政敌固然无人敢置一词，县中招生让他半子落榜，也居然逼迫校长举行复试，破格登科。大约是在县境里做土天子，自我收缩得弄昏了脑壳，以为自己把握一群持枪执械的民团，便足以宰割一方。

一九四八年共军入川，他未能权衡轻重，竟与我县另一世袭豪绅黄鳌（润泉）、黄润琴兄弟组反共救国军，负嵎顽抗。可是连胡宗南的五十万雄师都不中用，他们那批乌合之众又能起什么的感化？成果兵败流亡以后，终究两年后在外地被捕，再押回故乡与黄家兄弟一同在公审以后就地枪决。[37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