刻在石头上的千年“南京史”

牛皮 · 发表于 2021-7-19 07:09

南京一向努力于碑刻的庇护与展现，整理和研讨，彰显着六朝古都优异的文化传承。在此进程中，南京的千年历史正以别的一种头绪，清楚地显现出来。

南京碑刻

是探讨中国历史的一个窗口

南京是探讨中国历史的一个窗口，从碑刻的成长角度也可见一斑。
　　据南京市博物总馆研讨员邵磊先容，自先秦至南北朝，中国的碑刻履历了一个从发生、成长继而高度成熟的衍变进程。先秦碑刻存世的极为罕有，大型刻石唯一守丘刻石和石鼓文；秦代刻石遗址，多为秦始皇巡游全国时所立，除了泰山刻石九字之外，今亦无存；西汉早期的石刻笔墨照旧少见，且内容简短，西汉中晚期至新莽，才出现具有志墓性质、篇幅稍长的刻石题记；东汉期间，碑刻的利用范围大有拓展，其形制、内容也逐步趋于完善成熟，包括碑版在内的石刻笔墨诸如摩崖、画像石、门阙、石经、界石等大量出现。
　　南京文化底蕴深厚，留有大量现代碑刻，其中又以栖霞地域的碑刻尤其突出。“一座栖霞山，半部金陵史”。邵磊告诉记者，由于栖霞地域在南京历史上具有很是特别的职位，在历代碑刻文献蕴藏方面，可谓一座金陵历史文物的宝库。“不管从数目、品种抑或代价、影响着眼，栖霞区都可谓以一域之力，支持起南京碑刻的半壁山河。”
　　据邵磊先容，在南京有遗址可循的碑刻中，以溧水东汉《校官碑》和江宁岩山的孙吴《天发神谶碑》最为久远。其中，《校官碑》出土于南宋期间，现存于南京博物院。东晋、南北朝期间，南京迎来第一个碑刻高峰，“其数目之多，代价之高，可谓独领风骚。”即使到了隋唐期间，南京在政治上备受打压，仍留下了隋文帝杨坚仁寿元年敕赐的舍利塔下铭，肇建了一通在唐代江南屈指可数的丰碑大碣——唐高宗李治御制的《明征君碑》。南京南唐期间的碑刻更是蔚为大观，惋惜多为后代损坏，“皆仅存目，唯出土墓志时有所见。”
　　南京在北宋时为全国地区中心，南宋时曾一度作为行都。邵磊暗示，非论是位于今栖霞辖域内的宋代抗金名将王德墓神道碑，还是南宋时重立的《摄山栖霞寺碑铭》，都可看做是南京宋碑的煌煌巨制。尔后，随着栖霞寺申明远播，纪游志事的题刻也渐渐多了起来，这就发生了著名遐迩的栖霞山摩崖题刻。
　　明初建都南京，南京碑刻再度进入“高产”期间，发生了明孝陵神道碑《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》，以及明初元勋中山王徐达墓、岐阳王李文忠墓、南郊宁和王邓愈墓、镇国上将军李杰等陵墓的神道碑，而散布于乡野通衢之间的碑碣摩崖，埋于地下的铭墓志、地券数目，更是庞大到难于计数。
　　基于对南京碑刻的持久梳理与研讨，邵磊发现，南京现代碑刻高峰期的成长，虽然在分歧历史期间都与华夏北方地域存在明显的差别性和互补性，但又并不完全受限于南京历史成长头绪的升沉，“在时代序列上几近没有缺环。”

刻在石头上的千年“南京史”-1.jpg

工作职员在停止拓印

南朝碑刻

见证“永明体”与文学之都的渊源

　　碑刻的功用在于记事、记过、颂德、嘉奖等，内容触及政治、军事、书法、文学、科技、修建等，载录的人物上至先贤圣哲、帝王将相，下至寒儒平民、山野白丁，每一个社会阶级无不触及。相对于中国现代碑刻的成长史而言，东晋南北朝是一个继往开来、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，在墓志规制、编制、文辞、书法等方面均有树模性的意义。
　　据邵磊先容，萧梁神道碑碑文在书法史上备受推重，现存约三千字的始兴忠武王萧憺碑被誉为“上承钟（繇）王（羲之）、下开欧（阳询）薛（稷）”，梁启超《碑帖跋》更以“南派代表端推此碑”表达了对此碑书法艺术的推重。萧秀墓上的两碑，正文虽风化殆尽，但碑额与碑阴所刻萧秀故吏的题名堪可辨识。萧宏墓神道碑正文虽已漫漶不辨，但此碑碑首之阴与碑身两侧雕镂的繁丽奇诡的纹饰，仍然使人注视。

刻在石头上的千年“南京史”-2.jpg

南朝梁萧憺碑额

　　南朝帝王陵墓神道柱方版上的铭文，以作正书的稍多，反书的较少。位于栖霞区十月村的梁吴平忠侯萧景墓西石柱，是现存南朝陵墓中保存最好的神道石柱，石柱柱身近圆莲盖处的矩形石版上雕刻的“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”23字，即是反书或称曰“反左书”的代表作。
　　墓志内容也极为丰富，如燕子矶出土梁普通二年辅国将军墓志，全文味同嚼蜡竟长达3705字，是关于墓主门第行实的翔实列传。按照残余志文，可知传主自北魏入梁，官至广州刺史，入梁以后曾介入浮山堰的修建，对淮南战局有极大影响。
　　南京是天下“文学之都”，在千百年来不竭传承创新中，南朝齐“永明体”诗歌对中国文学的传承和走向发生太严重影响。南京仙林灵山出土的萧子恪墓志，以活泼的事例论述了萧子恪对于“永明体”这一新兴文学门户的成长所发生的无足轻重的影响。邵磊告诉记者，萧子恪的弟弟大多才学出众，萧子范、萧子显、萧子云等更是成就斐然。萧子恪年仅十二岁时，即唱和竟陵文宣王萧子良《高松赋》，并表示出很高的天分和才思。由于“永明体”的发生与萧子良有间接关系，墓志着意刻画萧子恪唱和竟陵文宣王萧子良《高松赋》这一文坛美谈，也就被赋予了特别的意蕴。

刻在石头上的千年“南京史”-3.jpg

明代重磨《白乳泉试茶亭》

墓志的大量出现居然与曹操有关

　　墓志是现代碑刻中一个很是重要的品类，而墓志的大量出现居然与曹操有关。据邵磊先容，当时，为根绝踏实奢侈之风，曹操“命令不得厚葬，又禁立碑”。原本立于墓冢前、属于碑刻大宗的神道碑，随之进入墓冢下的玄室之内。神道碑究竟是何规制，能让曹操命令一绝了之？邵磊告诉记者，由于没有实物留下，先人只能对其停止设想，但经过南京地域东吴墓随葬的青瓷堆塑罐则可大要设想出来，由于上面捏塑有刻画墓主官职、姓名及碑形的牌位。
　　六朝石刻是南都城厚重历史的注脚与标记，也是全人类唯一无二的文化遗产。而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中的石柱，通体以柱座、柱身、柱头三部分组成。在柱身上方凿出矩形石版，其上雕刻墓主官职、谥号等标识性铭文，邵磊以为，这从广义上来了解也属于碑刻的范围。与西晋墓志“刊石记终，俾示来世”的意图分歧，东晋南渡高门士族的墓志，在形制、内容上却都很是简单，有的甚至只以普通墓砖制成，这又是什么缘由呢？据邵磊分析，这或与南渡士族的心态有关。当时，以王、谢、颜、温等世家为代表的南渡高门士族希望能北伐功成归返故乡；他们死后不得已才假葬南方，但仍空想有朝一日收复华夏，再将骸骨从假葬地迁回旧茔。正因如此，其墓志都是为了便于迁葬之际识别骸骨而设，只是起光姑且的标识感化，所记内容也仅限于能辨识棺木骸骨。比如栖霞区燕子矶四周南齐王珪之墓出土的两方墓志，内容几近完全不异，墓志志文为隶书，内容更是寥寥。后来，随着北伐屡次失利、收复华夏无望，士医生们对墓志的设立才慎重起来。
　　与此同时，随着晋末刘宋以来素族豪门的突起，在照旧固守“碑禁”的概况文章之下，对于经过墓志来颂功铭德的愿望愈发迫切，神道石刻大举兴起。比如位于南京栖霞区辖域内的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神道石刻为石兽、石柱、石碑三种六件，梁安成康王萧秀墓与梁始兴忠武王萧憺墓均为三种八件。“萧宏、萧秀、萧憺三兄弟墓上的神道碑共有10件之多，但以完整形制保存下来的却只要四通，这也是存世仅见的四通南朝萧梁期间的碑版。”邵磊说。

刻在石头上的千年“南京史”-4.jpg

陈江总碑

让蕴藏千年的“金陵石语”走向普通公共

　近年来，南京不竭努力于碑刻的庇护与展现，整理和研讨，出书《南京历代碑刻集成》《金陵碑刻精华》《栖霞山贞石录》等较大容量的碑刻图录，出书《江宁出土历代墓志考释》《明清江南乡试及相关碑刻校注》等以碑刻录文为主体的汇编或考释，一方面将碑刻文献整理研讨引向深入，使大量以往深藏不露的碑刻史料成为可供操纵的活材料；另一方面则将功效推向公共，并经过策展等形式停止提高，让金陵石语彰显南京优异的文化传承。

刻在石头上的千年“南京史”-5.jpg

《金陵碑刻精华》

　　除了碑刻整理研讨考释，南京还努力于以展览形式将功效向公共停止提高。南京大学举行屡次南京地域历代碑帖展，对很多埋没于历史的珍贵碑刻文物停止解读，7月8日闭幕的“金陵石语：南京大学藏南京地域历代碑帖展”，专家从南京大学收藏的大量金石碑帖拓片中，遴选了一百余种南京地域历代石刻拓片和拓本，不但包括书法史上的拓片名品，如江苏地域现存最早的汉《校官碑》、东吴《天发神谶碑》、南朝萧梁《萧憺碑》以及唐《明征君碑》等，还有南京大黉舍园内出土的王仁墓志拓片，甚至有很多原石已不存的珍贵拓片，如明王世贞撰《重建圆通精舍灵应圣殿记碑》等。依照碑帖内容，展览分为江南文枢、六朝风味、石墨留真、名刹汲古和典籍播惠五个部分，时候涵盖一千八百余年。展览时代，丰富多彩的讲座、钻研会、教授导览等活动齐头并进，向观众细细展现南京碑刻的魅力。
来历：南京文旅
拟稿：陈雪可，考核：钱妍妍，公布：张军

刻在石头上的千年“南京史”

使用高级回帖 (可批量传图、插入视频等)快速回复